一、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复杂经济现象，当其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带来市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社会福利损失等负面经济影响，稳定物价、控制通货膨胀一直都是世界各国政府宏观政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201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疫情以来，各种商品价格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虽然4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3.3%）与前几个月相比略有下降，但仍高于我国指定的通货膨胀目标（3%左右）,不少人因此担心我国面临着长期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以来推高我国CPI涨幅的因素主要是食品价格，而过去一段时间食品价格上涨则是因为非洲猪瘟、疫情等意外原因造成的猪肉价格持续上升；因此，CPI似乎不能准确反映总体的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的变化情况，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更能反映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

通过观察各类CPI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核心CPI与CPI的走势早已出现偏离。自2017年开始，CPI与食品类CPI持续上涨，特别是2019年以来不断创出新高；与此同时，核心CPI却表现相对稳定，自2018年开始更是一路下行。核心CPI持续处于低位，4月份更是低至1.1%，这似乎又引起人们对“通缩”的担心。为了更好地认识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状况，寻找核心CPI下降的原因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那么近年来核心CPI逐步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离不开货币政策、供需等传统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短期企业盈利周期的影响。

2018年企业盈利增速一改2016年以来的好转掉头下行，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如影随形反转向下。

事实上，通过比较核心CPI与PMI的走势，可以发现：PMI指数于2018年下行，核心CPI也出现了下行。

同样的，通过将核心CPI与反映货币宽松程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走势比较，也可以看到：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在2018年继续下行，核心CPI也是总体下行。

但我们也发现，在2019年宏观经济状况有所向好、货币供给触底回升相对宽松后，核心CPI下行的趋势却并没有改变，甚至还屡创新低，这是经济周期及货币供给等理论无法解释的。

近年来，尤其是2018年我国三新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2018年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45369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6.1%，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12.2%，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5个百分点。我们想知道：“三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核心通货膨胀的下降之间是否有关联？如果有，其中的机制又是什么？

二、“三新”经济与核心通货膨胀之间有何关联？

所谓“三新”经济，即是指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孕育“新产业”、形成“新业态”、打造崭新、高效、独特的“新商业模式”。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8年我国 “三新”经济中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GDP比重为8.5%、6.9%与0.7%，“三新”经济的发展对服务业的赋能效应最为明显。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数据，2015-2018年间我国新动能及分类指数（即以三新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统计指标体系）不断攀升，而在其5个分类指数中网络经济发展之势最为迅猛，对新动能指数的贡献率也最大，其在2017年贡献占比已经超过1/3，2018年贡献率更是超过80%。网络经济的异军突起意味着消费市场和服务市场的网络化、智慧化运营模式持续推进，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替代作用在不断增强。

“三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消费市场、服务市场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的转型升级，进而影响了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以服务类CPI为例，理论上讲，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随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劳动力成本的整体趋势是上升的，这无疑会推高劳动服务价格。然而我们发现：虽然近年来我国不仅劳动力人口（15-64岁人口）占比逐年下降，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劳动力人口绝对量也逐年下降，但是除了2015-2016年期间服务类CPI出现明显上升之外，在经历2017年的平稳期后，自2018年服务类CPI开始下降，并且下降速度快于核心CPI，最低到达0.6%，近乎0。服务类CPI出现先升后降这类倒U型现象主要是宏观经济周期的原因，但经济周期模型难以解释服务类CPI自2018年以来的快速下滑。对于服务类CPI的快速下行，我们认为背后的原因除了经济周期因素外，更是源于近年来“三新”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阶段逐步由“瓶颈期”迈入“质变期”，服务类CPI经历了“上升—平稳—快速下降”过程。相应的，核心CPI也经历了“上升—平稳—下降”过程。

三、“三新”经济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

“三新”经济带来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的转型升级通过什么渠道影响服务类CPI及核心通货膨胀下降的呢？

首先，“三新”经济通过技术进步效应降低企业成本进而影响物价水平。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不断融合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带动了生产要素跨时间、跨行业、跨区域整合，还促进了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的诞生，开拓了线上发展的新空间。一方面，对于零售行业来说，线上的电商平台借助互联网技术促进了生产、流通、销售之间的信息传递，大幅度减少了商品生产成本与流通环节；同时，由于不受营业场地和商品数量的影响，网上零售可以节省传统零售模式下高昂的进场费、服务费、店铺租金、水电费等固定费用，因此网上销售产品的价格比实体店的销售价格普遍低一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网上商品零售额的占比也逐年上升。截至2020年4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所占比重达到23.6%，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物商品的总体物价水平。另一方面，互联网与传统服务业的结合开拓了线上服务的新模式，有利于传统行业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以医疗领域为例，观察核心CPI的细分类中医疗保健CPI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医疗服务类的CPI在2018年呈明显下降趋势，并进一步拉低了整体医疗保健类CPI水平，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的推广。目前我国已经有 160多家互联网医院，多个省市建成了省级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自2014年起，国家在远程医疗方面也不断的出台相关政策，远程医疗市场规模出现明显增长，2018年，我国远程医疗市场规模达到114.5亿元。国内外大多数研究已得出结论：以远程医疗系统具有显著成本效益，而医疗服务成本是影响医疗服务价格最关键的因素。可以说互联网与医疗的融合不仅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优势，改善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而形成的“看病难”问题，也有效降低了医疗成本的问题。

其次，“三新”经济通过提供行业竞争新平台进而提高行业竞争程度倒逼企业降低商品价格。互联网经济平台的出现不仅突破了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配置上的硬性约束，有效缓解地方市场扭曲而导致的竞争不充分问题，同时也通过改变传统商铺的运营模式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引入了更多企业的进入消费市场。这引起了消费市场中企业间的竞争加剧，进而倒逼企业降低商品价格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优化经营效益。根据传统的产业链价格传导理论，产品的价格会沿着“生产—流通—消费”这一产业链逐层传递给消费者，但是通过观察近年来我国生产价格指数（PPI）、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CGPI）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核心CPI）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总体来说，PPI与CGPI之间具有较好的协同性；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核心CPI的走势与PPI、CGPI一直呈现不同程度的背离，主要表现为工业品价格指数和企业商品价格指数下降时，消费品价格指数却并未随之下降；以2017-2018年为例，PPI和CGPI呈下降趋势而核心CPI却表现为持续上升，这不符合价格传导规律。生产端—流通端的价格传导流畅,而流通端—消费端的价格传导却受阻，其中原由在于批发环节的购买企业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而零售环节的消费者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开始，核心CPI的走势表现出与PPI、CGPI很好的协同性——三者都呈下降趋势，流通端—消费端的价格传导之所以变通畅，原因可能就在于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得消费端企业竞争加剧，倒逼其降低商品价格，生产端和流通端产品价格的下跌可以传导至消费端。“三新”经济的发展通过促进行业竞争降低了物价水平。

“三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消费市场、服务市场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的转型升级，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促进行业竞争两个渠道抑制物价上升、缓解通货膨胀，成为通货膨胀的缓冲剂。

未来，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三新”经济对通货膨胀的“缓冲剂”作用。